在位于河北唐县的白求恩墓旁，紧隔着一堵低矮的石墙，立着另外一座坟茔，墓碑上镌刻着几个字：加拿大友人琼·尤恩之墓（1911—1987）。当年，受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派遣，随白求恩同船来华的，还有一位年轻的加拿大女护士。这位白人姑娘有个美丽的中文名字：于青莲。中国国内通常把她翻译为琼·尤恩。其实还是音译为“珍妮”更准确。

一

珍妮的父亲汤姆·麦克尤恩是加拿大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世纪30年代初，一场轰动加拿大的“煽动罪”大案，导致了8位共产党人被捕。入狱者除了加共总书记蒂姆·贝克，还有这位已是报纸总编的麦克尤恩。也许是在白色恐怖下为了自保，珍妮改变了自己的姓氏，从此变成了珍妮·尤恩。珍妮在饥寒交迫的岁月里长大，从小便养成了敢作敢当的秉性。20岁出头，护校刚一毕业，她便应征前往中国，在鲁西北贫瘠的乡村里服务，几年间开辟了一个又一个医疗点。完成任务返回加拿大仅仅数月之后，命运之神便将珍妮引领到了重返华夏大地的旅程。

1937年秋天，珍妮收到加共组织部部长的电话，派遣她加入医疗队，辅助白求恩工作，原因是她能说一口流利的山东话。在纽约面试时，她第一次见到了正在为医疗队募捐讲演的白求恩。1938年1月，她与白求恩同船，从温哥华港启程。2月初，轮船抵达香港时，珍妮联络上了史沫特莱，三人搭乘运输机，飞抵武汉。

二

一到武汉，他们便赶上了日军飞机的轰炸。白求恩和珍妮每天都投入到平民医院救治伤员的紧张工作中，此外，还四处奔波，购买了整整15箱医药。在汉口的八路军办事处，两人受到了周恩来和博古的欢迎。珍妮得意地回忆说：“周恩来和邓颖超正在悄悄议论什么时，我突然开口，用中文打断了他们，令这对夫妇吃了一惊。”周恩来十分诚恳地告诫白求恩和珍妮：“延安的生活异常艰苦，八路军什么也给不了你们。你们可要做好吃苦耐劳的心理准备啊！”

接下来的一个月时光，白求恩和珍妮在一位八路军干部陪同下，乘火车北上，途经郑州、潼关、临汾、河津、西安，亲历了炮火纷飞、追兵压境，目睹了尸横遍野、血流成河。3月底，白求恩与珍妮历尽艰辛，终于到达延安。安顿下来的当晚，接近午夜时分，两人已在简陋的窑洞招待所里各自睡下了，警卫员却突然叫醒了珍妮，说毛泽东要接见他们。

中国艺术家绘制了毛泽东与这两位加拿大人在窑洞里秉烛夜谈的画面。他们谈了多久？谈了哪些内容？珍妮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素描：“一个男人面朝门口，站在桌旁，一只手按在书的边沿上。他穿着和延安的八路军战士们一样的蓝色棉军装，头上却戴着一顶缀有红星的八角帽。投在墙壁上的影子突显出他高大的身材……他微笑着朝我们走过来，口中说着‘欢迎欢迎’，伸出他修长柔软的大手，紧紧握住了白求恩。他的秘书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所以我卸下了翻译的重担……白求恩伸出双手，把自己的加拿大共产党党证呈递到毛主席面前……毛主席郑重其事地接过来看了，然后对他说，我们将把你的关系转入中国共产党……此时，主席好奇地问我，你是在哪里学了这么一口流利的中国话的？……我们四人的谈话越来越热乎。黑夜就像长了翅膀一样，转瞬就消逝了。”

三

在延安的一个月里，白求恩和珍妮忙得不亦乐乎，一面协助边区医院改进工作，一面给抗大的青年学子作世界形势报告。这期间，白求恩勤奋笔耕，撰写了大量散文通讯，用热情洋溢、挥洒自如的笔触，向西方世界介绍了汇集在延河畔宝塔山下的这支中国革命的生力军。

与此同时，在豫东教会医院工作的加拿大医生布朗也赶到了延安，令白求恩喜出望外。布朗医生谦逊低调，性情随和，那时已来华工作多年了，能说一口流利的河南腔中文。白求恩对他赞不绝口，两人十分投缘。珍妮描述了中宣部邀请他们三人看电影的经历。那是一部在露天场地放映的苏联电影《夏伯阳》。电影放映完后，毛主席简短地讲了话，介绍了三位从加拿大远道来华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此时有个小战士建议，让加拿大的医生给大家唱一首歌。白求恩唱了一首流行小调《乔·希尔》，那首歌纪念了一位领导罢工运动而被判死刑的美国左翼运动领袖。当布朗把歌词译成中文后，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这是一个延河上闪烁着流萤、空气中洋溢着欢乐的迷人春夜。夜深后，白求恩、布朗、马海德三人一同来到珍妮的窑洞，建议她尽快动身去西安。原来，医疗队从加拿大温哥华出发时，随轮船携带了大批医疗设备，抵达香港时，暂存在那里，眼下已经运到西安了。珍妮的任务，是去迎接这批医疗设备，并顺便在西安城里尽量多采购一些药品，一并带回延安。然后，他们三个加拿大人将同时从延安出发，前往五台山前线。珍妮第二天一早就动身了，乘坐一辆卡车，前往西安。可是，途中遇到了暴雨，耽搁了两日。几天之后，珍妮乘卡车北上，匆匆追赶白求恩一行。可惜在抵达贺龙部队时，白求恩和布朗早已离开那里，去了五台山。错一步，错一生。此后，珍妮再也没有追上那远去的身影。延安的分别，竟成了她与白求恩的永别。

从那时起，珍妮又在中国停留了整整一年。她曾在雁北贺龙120师的医院里，协助救治平型关战役后遗留下来的大批伤兵，并经历了日军屠城的惊恐；她曾在绥德，把几十个汉字识得还不如她多的“红小鬼”，调教成手脚麻利、以一当十的战地医护人员；她曾在湖北跟随王炳南夫妇一起躲避日军轰炸，在沉入长江的船只上丢失了所有行囊，包括她珍贵的胶卷与日记，死里逃生；她曾在湖南跋涉于洞庭沼泽、历经长沙大火，险些丧命；她曾在周恩来的关怀下，随几名外籍男性穿越滇缅森林，辗转香港避难；她也曾在抵达上海、即将回国之际，因史沫特莱的鼓励，转而奔赴皖南，为新四军运送医药，培训卫生人员长达数月之久。

1939年5月，珍妮突然告病，匆匆离开皖南新四军驻地，乘船回国了。后来，珍妮在家乡收到了白求恩与世长辞的噩耗。

1987年，在珍妮离开人世后，她的女儿按照她的遗嘱，把她的骨灰送往中国。正如她在遗嘱中所说的：“我的心留在了那片土地上。”（李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