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作为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作和文章，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今天，这些著述对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具有重要意义，对宣传阐释好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仍具有示范作用。

适应时代需要和实践要求

刘少奇一生，撰写了大量文章，如《工会工作中的两个问题》《用新的态度对待新的劳动》《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争取全国民主统一与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论党》《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结论》《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针与问题》《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党在宣传战线上的任务》《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

这些文章，多与刘少奇的经历和实践相联系，包括职工运动和工会工作、白区工作和群众斗争、敌后工作、抗日战争策略、党的建设和干部工作、土地改革、经济建设、党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党的各项政策等方面，阐述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阐明了自己的思想、观点和看法，提出了解决实际问题的思路、原则和方法。这些文章，有刘少奇自己撰写、以笔名或化名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有在一些场合的讲话或演讲、经整理修改后形成的文章，有在各种会议上所作的报告等。一些较为重要的文章，后来收入到《刘少奇选集》《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刘少奇论合作社经济》《刘少奇论党的建设》《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等文集、文稿或专题文集中。刘少奇关于怎样撰写文章的专门论述并不多，但我们从这些文章中，可以了解刘少奇是怎样撰写文章的。

刘少奇撰写的文章，多是根据时代和形势需要，带有时代的痕迹和实践的特点。后来，他对自己早期文章作过评价。1961年，刘少奇审看《刘少奇选集》初选目录时，认为一些文章如不作较大修改难以出版，提出不希望编辑自己的选集。这体现了刘少奇的自谦，也反映了他的文章特点。

注重实践经验的总结和运用

刘少奇一生，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指导，注重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运用。1964年，他在同有关同志交谈时说，接近群众，写东西，应该好好工作，更好地钻马克思主义，钻实际。所谓理论联系实际，最后都落到群众工作上，带领群众前进。这是刘少奇超乎常人的意志和忍辱负重的精神的写照，也是他的文章具有坚持真理的品格和实事求是的特点的原因所在。

刘少奇十分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早年他通过阅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著作，加深了对党的认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知道，很多党员都有一个大的弱点，就是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因此，提出要加强党内的理论学习。他认为，共产党员加强修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提高理论素养，“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知识”。他主张，学习理论最为关键的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否则，就是跛足的马克思主义者、爬行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因为如此，刘少奇撰写的文章，特别重视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注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分析实际问题，形成正确的方针政策，然后再放到群众中去实行。

1956年，刘少奇主持起草党的八大政治报告时，根据党的历史发展和实践经验，特意加了一段文字：“从我们党的历史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党的经验多少和党的领导人选对于党是否犯错误有重要的关系，但是关系更重要的，是各个时期广大党员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是否善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总结斗争中的经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考验党的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水平高低的主要标志。”可见他对实践经验的重视程度。

刘少奇撰写的文章，很多观点来自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运用。比如，1962年他在七千人大会的报告中，针对当时党风方面存在的不良风气，讲了“吃亏、占便宜”的问题。他说：“那些说老实话、做老实事的老实人，虽然在某些时候可能吃点亏，但是，最后是决不会吃亏的，他们一定会取得我们党和人民群众的最大的信任。”这个问题，他多次讲、反复讲，既是个人实践的总结，也是一生实践的体现。

深入调查研究

刘少奇一生，坚持从实际问题出发，注重深入调查研究。1961年，他在湖南调研时同中央工作组同志谈话说，调查，要有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而调查，不是为调查而调查。作调查是认识世界，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在改造世界中又进一步认识世界。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要统一起来，认识世界以后改造世界，在改造世界中更深刻地认识世界。同年，他在同《人民日报》有关同志谈话时说，报纸工作人员是调查研究的专业工作人员。报上的一切文章都应当是调查研究的结果。调查研究是一门学问。记者和编辑要认真作调查研究工作，要决心作一个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的新闻工作者。刘少奇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刘少奇撰写的文章，很多都是调查研究的产物，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1956年以后，我国社会上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毛泽东提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后，刘少奇表现出强烈的理论兴趣，并用来指导实践。1957年，他利用两个月时间到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五省，对人民内部矛盾的状况进行调研。他经过调研认为，人民内部矛盾当时大量地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者的矛盾上，处理好这种矛盾关键在领导方面。他在上海作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这是刘少奇对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重要贡献。

1961年，面对国民经济困难，刘少奇到湖南农村开展了为期44天的调查。为了使大家说真话，他在会议开始时说：“我是向大家求教的。这次中央办了错事，我们对不起大家，向大家道歉。但是改正错误要了解真实情况，希望大家帮助我，向我提供真实情况。”刘少奇的诚恳态度感动了群众。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刘少奇鲜明提出造成当时经济困难的原因：“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的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这些讲话，后来收入到《刘少奇选集》中，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献。

认真修改、精益求精

刘少奇撰写的文章，很多都经过反复修改，体现了他思维缜密、精益求精的特点。我们可以从他修订《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窥见一斑。

1939年，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出版单行本后一版再版，历时几十年经久不衰，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每次再版，刘少奇都要认真校阅、修改。1962年，《红旗》杂志、《人民日报》重新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刘少奇又做了重要补充和修订，在“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是统一的”等章节中加强了理论论述，补充了关于党的战略策略思想的重要内容，强调了共产党员在党取得政权后更要加强思想意识修养等。

刘少奇修改党的七大党章时，对“任何”两字的取舍，也反映着他对撰写文章的态度。1945年七大党章，强调了保证党与广大群众联系的群众路线，强调了扩大党内民主，也就是党内的群众路线，包括党员有在一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的权利。对于这条内容，刘少奇反复思考，拿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动摇了几回”，“任何”两字写了又圈掉，圈了又写上。他当时倾向于给党员这个权利，认为这样虽会出一些乱子，但没这一条，乱子会更多。经过讨论，大家同意新党章写上这一条，但将“在一定的会议上”改为“在党的会议上”。

刘少奇撰写文章的态度，也体现在他修改别人的文章上。195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胡乔木撰写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文。刘少奇对这篇文章作过两次集中修改，修改了480多处。《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收入其中一部分内容。刘少奇补充了一些重要观点，如提出中国革命的两个根本问题，增加了党成立以后工人运动的情况。他特别重视史实的准确性，完善了一些史实，如关于遵义会议，修改后的表述是：“为了挽救在危险中的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党在一九三五年一月，由于毛泽东同志及其他同志坚决的斗争，在贵州遵义举行了党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多数同志的觉悟和拥护之下，遵义会议撤换了‘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地位。”“及其他同志”“和拥护”等字，是刘少奇加写的，他严谨认真的态度和对撰写文章的要求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