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元帅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而且也是卓越的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是我军院校建设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在治军上，朱德赞誉他是“不可多得的将才”。而在治校上，周恩来则赞誉他“刘老办学校是内行的”。

心系教育，建立军队自己的“鞍钢”

“建军必建校”“治军必先治校”一直是刘伯承的主张，也是他从血与火的战争中领悟到的深刻道理。他认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没有训练的部队是乌合之众，不讲战术的指挥员是没头苍蝇。办校是培养人才、培养干部的有效途径，有如“母鸡孵小鸡”。一大批合格的军事人员是打赢战争、建设现代化军队的关键，与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紧密相关。早在沪顺起义时，他就在起义军中创办了军政学校，后来又先后主持和领导了红军学校、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等，为我军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骨干，对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0年，当他得知创办陆军大学的消息后，随即致信党中央，请求辞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等职，请求去办校。这在许多人看来并不理解，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等职位高权重，并且中央已有意安排他当总参谋长一职，而他却言语恳切地讲：“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年龄这么大了，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当时，战争形态已发生革命性变化，人民解放军面对的未来战争是诸军兵种合同作战、立体作战的现代化战争，而我们的军队“距现代化还相差很远”。因此，培养一批掌握现代军事科学技术人才尤为迫切。中央军委机关刊物《八一杂志》指出：“它（学校工作）像是我们建设现代化革命军队的‘重工业’，是我们军队自己的‘鞍钢’。”刘伯承主动请缨办校，既高瞻远瞩，更体现了他对我军建设的高度责任感。1950年10月27日，年近花甲的刘伯承膺命从西南来到北京，一心扑在学校的规划筹建上。至1956年8月，军事学院建设成为拥有12个系的综合性军事学府，为后来全军正规化院校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战育人，“缺什么，补什么”

刘伯承本身接受过系统的教育，他先后读过6年私塾、3年新学；从戎后，在重庆陆军将弁学堂学习；南昌起义失败后，他被派到苏联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这些学习经历，加之革命战争年代的办学经验，加深了他对教育规律的认识。刘伯承办学治校的一个基本思想是学以致用、面向战场、以战育人。早年他在长征路上主持的红军大学，“最大的特点就是边走、边打、边教、边学”，研究和总结怎样走、怎样打，“做到了‘需要什么，学习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生动实用又具体。军事学院创办时正值抗美援朝战争爆发，这场战争对于严重缺乏现代战争实践的我军来说恰如一所“大学校”，人民解放军的大部分特种兵、2/3的野战部队都先后入朝轮战，就全国作战部队来讲，有70%经受过抗美援朝战争锻炼。从志愿军一入朝，刘伯承就密切关注战争的每一步发展，连续多次派出赴朝见学团，或联系被调到前线指挥作战的学员了解战场形势，同时邀请一线指挥员、赴朝慰问团负责人和朝鲜人民军访华代表团成员等召开报告会，并将作战情况及经验汇集成册，作为最鲜活的教材贯穿到学院教学中。这种前线与后方、部队与院校的密切交流，既升华了前线战场的作战经验，也使学院的教育训练内容直接取材于战争实践，以战教战，事半功倍。

在领导军事学院期间，刘伯承大兴研战、教战、学战之风，提出“实战战场上的胜败即是测验我们教育工作成绩好坏的试金石”，要求干部要对学员“负责到底”。学院着重培养学员“想定作业就是实战”的思想，针对“现代战争在主要战场上的正规战，是诸兵种的合同战斗”的特点，在拟定演习计划时，从实际出发、照顾未来，反对“想当然”和“一厢情愿”。在他的指导下，学院先后组织实施了35次实兵示范演习、“首长—司令部”演习和12次规模较大的现地作业，使学员掌握了诸军兵种合同作战知识。1955年，学院还选派数名教员赴前线参加解放一江山岛战斗，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善于治校，打造正规化办学样板

刘伯承治校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教之以政治，绳之以纪律”。对军队院校来说，政治过硬是第一要义。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军建设的法宝，也是刘伯承办校的重要法则。他尤其重视教员的楷模作用，每次从部队选调教员，他都亲自过问，严把政治关。鼓励大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修养为军事专家”，立志做“红专教员”。军事学院担负培养全军中高级将领的重任，为此，他亲自拟定军人德行内容，尤其强调对高级干部学员的“组织领导与思想领导”，要“一时一刻不能放松而必须予以重视”。凡是涉及作风纪律的事，他都会一抓到底。有一次，他听说有教员对学员评分过宽，在亲自了解、确认情况属实后，严肃批评了教务科长，并把那个学员的分数改了过来。

刘伯承常说：搞剧团要有梅兰芳那样的名演员，开医院要有手到病除的高明医生，办学校则要有一支精通业务的高水平的教员队伍。他大力倡导“教学相长”，并将其形象地比喻为“结疙瘩”和“打收条”。教员写提纲、写想定、课堂讨论后作结论、作业后作讲评就是结成一个个“疙瘩”，学员唯有每课必求得练习，所学必求得巩固，作业做得明白，考试考得清楚，这样才算打“收条”，真正实现教员“交付”和学员“接收”对接的教学目的。

以上率下，“己身正不令而行”

刘伯承向来以治校严格、治学严谨而著称，这一“严”字首先表现为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他常说：“己身正不令而行，己身不正有令不行。”作为德高望重的军队高级领导人，虽然年大体残，但他始终活跃在教学第一线。为了讲好“集团军进攻战役”一课，他查阅大量资料，编写3.7万字的讲课提纲，广泛征求意见，反复修改了三遍，这堂课在全军引起强烈反响。课后，当有教员向他请教授课诀窍时，他风趣地说：“有啥子诀窍罗！我号召你们学习，我自己也要带头学习。我这是几番心血一堂课，十八天准备，六小时讲完。如果有什么诀窍的话，那就是四个字：‘昼夜不息’。”为了重新校译《苏联红军野战条令》，他占用休假时间，不顾右眼早已致残，左眼视力微弱、流泪不止的病况，拿着放大镜在铅印本上终日伏案工作，直至一字字、一句句、一章章全部校译出来，并亲自过问版本样式、印刷规格、封面装潢、校对等具体事宜，高质量完成这项工作。

在军事演习中，他更是身先士卒，亲自审修计划，亲自选择场地，现地勘察地形，巡视阵地构筑，检查部队部署，并经常抽空看望参加演习的各类人员。1951年临淮关演习时，他听说有几个伞兵降落时受伤，当天就到驻地看望。在演习场，他顶着烈日骄阳，不戴草帽，不摇扇子，不解衣扣，风纪端正，严格遵守现场规定。有一次，身边的工作人员把一顶草帽戴到他头上，他立即摘下草帽，严肃地说：古代军事家都讲“夏不张伞，冬不着裘”，如果我们自己不以身作则，谁还相信你讲的那一套呢！顶天立地的将帅风度，高尚严格的军德军律，无不令人动容。